蜡染在西南民族地区流传的历史非常久远。据专家推断，最迟在秦汉时期，西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就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蜡可以防染的特点，利用蜂蜡和虫蜡作为防染的原料。据《后汉书-南蛮传《搜神记》等记载，秦汉时期，被称为“盘瓠蛮”、“武陵蛮”的苗族先民“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制裁有尾形…裳斑斓”。《隋书-地理志》也记载了“承盘瓠之后，故服章多以斑布为饰”的服饰状况。这里的“斑布”就是以葛苎棉为原料制成的色彩斑斓的布，其中蜡染是其重要的装饰手段。

西南地区最早用作贡品的手工产品就有蜂蜡和斑布。据记载，唐代“夷州（今凤岗）贡蜡烛10条，斑布，犀角，葛粉30斤等”一些久负盛名的西南少数民族蜡染布，作为精美的工艺品，也受到历代汉族统治阶段的喜爱，宋代苗族的“点蜡幔”、瑶族的“瑶斑布”、溪州生产的“溪布”等都是向封建中央朝贡的主要物品。

到了宋代，文献中开始出现对蜡染的明确说法，如宋代的《溪蛮丛笑》《华阳国志》《西南夷传》《元和郡县志》《南史》等书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蜡染有很多记载。宋人朱辅的《溪蛮丛笑》中记载：“溪峒爱铜鼓，甚于金玉。模取铜纹，以蜡刻板印部，入靛渍染，名‘点蜡幔’。”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谈到夹板蜡染工艺说：“以木板二片，镂成细花，用以夹布，而熔蜡灌于镂中，而后乃释板取布，投诸蓝中，布既受蓝，则煮布以去其蜡，故能受成极细斑花，炳然可观。”这些文献足以证明早在唐宋以前，蜡染已经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风行了。

明清以后，有关的记载就更多更详尽了。如明代《嘉靖图经》记载：“西南苗，妇女画蜡花布。”《清一统志》记述：“花苗裳服先用蜡绘花于布。而后染之，既染，去蜡则花见。饰袖以锦，故曰花苗。”《贵州通志》引《广顺访册》云：“境内苗民，妇女在裙用蜡画布，花彩鲜明。”爱必达《黔南识略》卷十一云：“荔波董界里有’花瑶’。衣服用蜡染，挑花加以纹饰。”等等这些文献不但介绍了蜡染的工艺方法，也描述了蜡染的使用情况。

除了史志书籍记载外，不少文人的诗词中也有对蜡染的描述。如康熙时期贵州诗人田榕《黔苗竹枝词》中的“浓妆只因悬珠好，雾争如绘蜡精”；清嘉庆时甘肃武威人《黔苗竹枝词》中的”蜡绘花衣锦裙裳，振铃跳月斗新妆”’;清光绪年间贵州普定人刘韫良《苗族杂咏》中的：“满襟蜡绘花纹巧，染就花纹当绣裳”;毛贵铭《西垣遗诗》黔苗竹枝词100首中的“蜡花锦袖摇铁铃，月场芦笙侧耳听。芦笙婉转作情语，铃儿心事最玲珑”;舒位《白苗》中的“折得芦笙和竹枝，深山酬唱妹相思。蜡花染袖春寒薄，坐到怀中月堕时”。这些文学作品均以新奇的视野对贵州蜡染的精美发出赞叹。

除了通过历史记载的考证和文学描绘的意境来想象西南地区古代的蜡染外，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也使我们得以真是地管窥古代西南地区蜡染的情况并将之与现存的民族蜡染进行对比，从而揭示西南地区蜡染的传承情况以及类型特点。武隆浩口苗族仡佬族乡传统蜡染服装传承悠久、制作精美，极具民族特色。勤劳的仡佬族人能耕善织，在原有传统蜡染服饰基础之上进行改良，其服装色调素雅、质地柔和，穿着朴实大方、清新悦目，呈现出独具一格、别有风味的美感。

浩口乡仡佬族传统蜡染技艺成功申报为武隆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由该乡党委政府牵头联合中学、小学开设蜡染培训班，目前已招收学员50名，并将蜡染技艺编撰为校本课程，开办兴趣班，培养学生蜡染技艺。在政府的引导下，蜡染培训班已初具规模，并已具备一定的制作能力。